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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克莱芒看了一眼高脚椅上的行李箱，再看向酒吧老板。他可以说“什么意思？我和他是朋友”，但这个答案此刻显得很空洞，而且不太尊重听者。

“在柳树那里，他提出和我上床，但我们不是，呃，我们不是一对。我当时觉得是个好主意，毕竟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孩脑子里很难找到哪怕三个正常运转的脑细胞。吕卡和我有一样的……兴趣，你明白我的意思。而我的哥哥，很不幸，又或者说很幸运，并不分享我们的兴趣。我们不希望他发现，准确来说，不希望任何人发现。”

他停在这里，深吸了一口气，等着看不见的铁锤砸下来。要是邓肯把他踢到大街上，至少他已经喝到啤酒，也吃了一个苹果和半盘通心粉，足够熬过一个冬夜。

“好的。”酒吧老板说，挠了挠下巴，吃了一大口通心粉。克莱芒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但对方没有再说话，也没有露出厌恶的神情，只是慢慢吃着晚餐，勺子刮过陶瓷餐盘，不放过凝固在边缘的芝士。

克莱芒终于松了一口气，低下头，也挖起一团烤得金黄的奶制品，送进嘴里。

第六章 “是的。”他终于挤出一个发颤的单词，“我会的。”

“当我说‘马赛尔参与了抵抗运动’，听起来就好像法国只有一个抵抗组织，一张连续的、巨大的网，藏在侵略者脚下的泥土里，随时把他们绊倒，吞噬，消化掉——戴高乐就是这么对英国人和美国人说的，但事实上，”克莱芒喝了一口啤酒，这是第二杯啤酒，他显得从容了些，“抵抗组织是一个打碎的陶瓷盘子，这里一片，那里一片，还缺了很多块，无论如何拼不起来。北方和南方有不同意见，城市和乡村从不协调行动。他们之中有支持戴高乐的，要把戴高乐和德国人一起吊死的，谋划暗杀的，反对暗杀的，把武器偷渡进来的，把人偷渡出去的，有游击队，也有出版地下报纸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马赛尔属于哪一派，我认为他是某种情报收集链条上的一环，因为他经手的通常是照片和地图，而不是雷管和子弹。”

“我帮过忙，有一次马赛尔交给我一个信封，让我到一家远在托比亚克的咖啡店去，托比亚克在巴黎另一边，我坐了多久的地铁，就冒了多久的冷汗。咖啡店那时候还有咖啡，兑了很多热水，喝起来就像热水。马赛尔嘱咐我不要一进去就走，于是我要了一份报纸，坐了半小时，结账的时候把信封塞到报纸下面，我至今不知道信封里面是什么，摸着像照片，也可能是假身份证。我常常幻想着那个信封协助某个人在某一天以某种方式摧毁了一个弹药库，或者及时逃出了法国，这让我高兴一些。”

“九月份，马赛尔找了一份‘工作’，又或者说，有人为他设计了一套伪装，让他有理由来往巴黎市区和郊区。他一早出去，很晚才回来，我总是等着他，即使要等到凌晨，知道他回来了才敢睡觉。吕卡大多数时候和我一起等，借口是这样的。我们锁上门，整天待在我的卧室里，马赛尔回来之前他就溜回楼上了。”

“吕卡对抵抗组织完全没有兴趣，不是说他愿意通敌，在他看来，唯一有效的抵抗方式是离开法国，等未来某一天带着足够的武器和人杀回来。就在马赛尔忙着传递伪造文件的时候，路路在四处打探要怎么到西班牙去，用什么交通方式，怎么越过边境。签证是最大的问题，大部分使馆都撤走了，就算偷渡到了巴塞罗那，被捕的风险也非常大，我们其实不怕监禁，更怕遣返。吕卡跟马赛尔谈过签证的事，也许寄望于我们的父亲能帮上忙，他们两个都失望了。吕卡是因为走不了，马赛尔是因为吕卡不想留下。”

“他们两个本质上是相反的，1940年以前，这无所谓，甚至是他们交情的基础。1940年之后，光是站在他们旁边，就能听见裂痕变大的噼啪声。我没有试图干预，当然没有，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我能做的就只有不和吕卡谈论马赛尔，也不在马赛尔面前提起吕卡。”

窗户忽然砰嘭作响，酒吧老板和顾客都看了过去，只是风而已，一张报纸像幽灵似的飞掠而过，消失不见。厨房的气窗发出一阵呜呜声，又安静下来。

“冬天特别难熬。”克莱芒的食指轻轻敲打啤酒杯的把手，“你什么都考虑不了，唯一的想法就是食物，到哪里去找下一顿难吃得要命的马铃薯。被捕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德国人在搜捕‘叛乱分子’，维希政府也帮着这么做，每天都有人消失，大学教授和律师像兔子一样被围猎，爸爸就是在十月底十一月左右失踪的，没有解释，但也没有人通知我们认领尸体，所以我们猜他还活着，只是被关在某个监狱里。学生们偷偷分发手写的传单，戴高乐在伦敦冲巴黎喊话，呼吁人们公开庆祝停战纪念日[*1]，贝当政府以为自己管理着一地泥浆，结果是一锅沸水。11月10日，纪念日前一天，警察总署在报纸上刊登告示，警告巴黎人不要组织游行，‘任何示威都不会被容忍’，原句差不多是这样的。第二天，巴黎人做了他们最擅长的事。”

克莱芒在这里稍停，侧过头，发现酒吧老板没能接上下半句话，于是笑了笑，做了个挥舞旗帜的姿势：“我们出门示威了。”